感谢上海:二战犹太难民追忆

2019-10-18 05:10:51 检察风云 2019年19期

姚虹聿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美国Rebel Child制片公司与以色列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大型纪录片《上海犹太人区》于8月25日播出,向世人展现二战期间日军对上海的残酷统治、犹太难民的境遇以及中国人对犹太难民的援助之情。时隔70多年,幸存的犹太难民仍要由衷地说一声:“感谢上海,感谢中国人!”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在以色列,每年有两个重要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一个是5月8日,纪念同盟国在欧洲战场上战胜纳粹德国;另一个是9月3日,纪念同盟国在亚洲战场上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在许多以色列人的记忆中,9月3日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5月8日——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上海为奔波万里逃出纳粹魔爪的犹太难民提供了虽然有限却无比珍贵的生存空间。

在纪录片《上海犹太人区》中,幸存的犹太难民掀开尘封的记忆:“上海与欧洲完全不同,人多;我们一家住在上海的一条小弄堂里,卫生条件比较差;如果家里的窗户玻璃没涂上黑漆,巡逻的日军就会朝我们大骂;中国人从未屈服,他们用笑容嘲讽凶残的日本军人;犹太小孩喜欢坐在屋顶上,看美国战斗机与日本战斗机缠斗;后来我们才知道,与欧洲的犹太人比起来,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吃得越多可能活得越久”

从1933年开始,希特勒及纳粹党的势力在德国逐渐膨胀,他们向德国人疯狂灌输种族歧视和暴力思想,犹太人因此而遭殃。一名年轻的犹太人被纳粹对他父母的虐待激怒,在法国巴黎刺杀了一名德国外交官。等待了许久的纳粹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以此为借口,对犹太人展开残酷的打击。

历史学家大卫·康齐勒在谈及这段历史时表示:“一时间,几乎所有德国犹太人都在寻找出路。德国境内的各国领事馆、大使馆的门前都挤满了想逃出德国的犹太人。”

犹太人艾雯琳·鲁宾回忆:“当时美国领事馆关上了大门,再也不发放签证。”犹太人贝蒂·曼奇说:“我们去不了美国,也去不了英国,因为没有签证,这些国家的签证额度很少。”阿尔弗雷德·科恩说:“当时我家在柏林的住宅被一群德国人占了,其中带头的是德国空军的一名高官,他警告我的父亲:别做梦!别想去欧洲其他国家,因为德国很快将征服整个欧洲!”

历史学家大卫·康齐勒指出:“忽然之间,德国的犹太人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有多少人想到的‘避难天堂——2.9万公里之外的上海,远东的商业中心。当时的上海已经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从伊拉克巴格达等英国殖民地陆续移居中国。他们大多在上海经商,讲英语,很富有,例如比较知名的沙逊。”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学家伊莲娜·艾伯教授指出:“1937年中日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地区的外国人护照管理权就不在中国人手里了。当时侵占上海的日本军队想掌控护照的管理权,但上海的西方势力从中阻止,他们不希望在上海的外国人受控于日本。结果,外国人持护照进出上海的事务实际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这为欧洲犹太人打开了逃往上海的大门,他们只需搞到签证(用于买船票),就能去上海。另外,那时美日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本人虽然和德国人走得很近,但他们不想得罪美国犹太人。世人眼里的犹太人都比较有钱,所以日本人想通过允许上海接纳犹太难民,来讨好美国犹太富豪。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歐洲和中国的上海之间出现了一条‘犹太人通道。”

犹太人西格蒙德·托比亚斯回忆:“那时家里的银行账户被德国人冻结了。我们变卖了全部家产,终于为全家人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我们先坐火车去意大利的港口,然后登上一艘前往上海的日本邮轮。在船上,妈妈每天都让我猛吃东西。当时我不懂,后来才明白,她不确定到了上海后一家人究竟会遭遇什么,因此做了最坏的打算。她认为,孩子吃得越多,就可能活得越久。可怜的母亲,她当时是多么希望我能好好的活下去。”

完全不同的世界

“来到上海下船后,我惊呆了。”哈罗德·简克罗维奇回忆:“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又热又潮湿。”

历史学家伊莲娜·艾伯指出:“当时被日军霸占的上海虹口地区饱受战争摧残,从欧洲来的犹太难民大多居住于此。”

艾雯琳·鲁宾回忆:“我们一家下船后就住在虹口,大多数从难民船下来的犹太人都住在那里。虹口的街上人很多,每天都好像有成千上万的人来来往往,在欧洲的任何一座城市都看不到这样的景象。街上到处是中国乞丐,我们知道当地人也生活得非常艰难。我爸爸在上海的朋友为我们租了一套小房间,然后我们全家人都住了进去。那里没有抽水马桶,甚至连公用的厕所也没有,卫生条件比较差。”

伊莲娜·艾伯指出:“其实上海那时候并没有做好接收大量犹太难民的准备。随着一船又一船犹太人的到来,到1937年底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新来的犹太难民住哪里?吃什么?绝大多数难民身无分文,纳粹没收了他们的家产。”

早先移居上海的一批犹太富商,例如沙逊等人伸出了援手。他们建造了一批食堂和由学校临时改成的宿舍,供犹太难民食宿之用,使问题暂时得到缓解。

随着德军入侵欧洲各国,从波兰等国涌至上海的犹太难民越来越多,更多的犹太人组织开始参与救助活动,例如美国犹太人援助组织JDC。不久,JDC成了在沪犹太难民最依赖的救助团体,它建立了大量难民所、食堂以及流动医院。在援助组织的运作和上海当地人的支持下,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生活稍稍安定了一些。

艾雯琳·鲁宾说:“那时住在难民所的犹太男人大多穿得西装笔挺,女人也穿着华丽的套装和高跟鞋,这些都是他们离开欧洲前临时买的新衣服——犹太人非常讲究社交礼仪,即使为了活命远赴他乡,他们在外人面前也要保持端庄的姿态。虽然我们一家人并未住在条件很差的难民所,但那时上海虹口地区的整体生活条件比较差,水一定要烧开才能喝,瘟疫爆发的风险长期存在。”

哈罗德·简克罗维奇说:“那时虹口地区的弄堂里总是弥漫着一股味道。每天早上,都会有一名中国妇女把我们家的马桶拎出去,倒进马车上的大桶里。夏天每逢大雨,街道必定被淹,出行非常困难。”

中国人从来没有屈服

生活稍稍安定了之后,在上海的犹太人开始想方设法谋生。

艾雯琳·鲁宾回忆:“我母亲在家里编织围巾,我爸爸在英租界开了一家打印机修理店。”哈罗德说:“我爸爸和舅舅去了一家中国人开的化学品公司打工,母亲则编织帽子出售。就这样,我们可以勉强维持生计。”

阿尔弗雷德·科恩说:“我们犹太人在上海通常只买比较便宜的东西,即使存了一些钱也不敢乱花,因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中国人很照顾我们,经常允许我们赊账。其实相比于中国人,我们犹太难民的生活还算是好的。那时上海的许多中国人备受日本人压迫,很穷,每天为了生计奔波。很多人靠做苦工为生,如背砖、做挑夫、当人力车夫。人力车夫每天跑得脚筋暴突,还要忍饥挨饿。冬天,有时在街上会看到冻死的中国小孩,他们的尸体被扔进垃圾车运走。”

贝蒂·曼奇回忆:“大多数犹太难民与中国人相处得很好,我们很幸运,毕竟我们是在他们的领土上生存。我们和中國邻居虽然称不上至交,但都懂得礼尚往来。例如我母亲拿给中国邻居一块西式的点心,他马上就会回送给我一支铅笔。”

大卫·康齐勒指出:“在上海,犹太人和中国人当时都处于日本人的压迫之下。日本人规定,中国人在经过日军的岗哨时,必须向日本军人鞠躬行礼。日本兵对中国人非打即骂,而中国人的‘反抗动作是回过身对日本人笑笑。人们看得出,这种笑并非服从和讨好,而是对日本军人轻蔑的嘲讽。在这种无声的抗议下,很多巡逻的日本官兵每天都气呼呼的,很可笑。”

阿尔弗雷德·科恩回忆:“被日本人统治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屈服。有一次,一个虹口的中国年轻人偷了日军后勤部队的一个煤气罐,想当作炸弹去攻击日本兵的驻地,不幸被捕。日本兵竟然当众砍断了他的双手,极为残忍!”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两国互相宣战,这使得在上海的犹太人生存日益艰难。

哈罗德·简克罗维奇回忆:“那时上海的英美籍犹太富商都被日本兵抓了起来,遭到审讯、拷打、敲诈勒索。即使有些人后来被释放,他们也无力再支援犹太难民。同时,日本军方禁止JDC组织再从美国接收捐款救助上海的犹太难民,这导致大量犹太难民面临生存危机。”

后来,JDC组织驻上海的负责人劳拉女士亲自与日军高官谈判。据劳拉本人回忆:“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向上海的中国富商借钱。令我们感动的是,这些中国商人都同意向我们施以援手,以很低的利息借款给我们,以确保犹太难民能够活下去。要知道,当时的时局可以说是变幻莫测,他们无法确定我们以后是否有能力还款,但还是慷慨解囊。这一切要得到日军的同意,于是我对一名日军高官说:‘你们这些占领军肯定不希望上海出现饥民暴动。只要你们允许JDC向中国商人借钱,我就能保证数万名犹太难民不会起来反抗日军。最终,日军军官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犹太难民的基本口粮总算有了保障。”

“犹太人隔离区的日本国王”

从1943年起,犹太难民能获得的粮食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艰难。

哈罗德·简克罗维奇回忆:“后来日本人仿效德国人在欧洲城市的做法,在虹口地区建立了犹太人隔离区,几乎所有犹太难民都被赶进去居住。犹太人隔离区四周有日军把守,区域内的粮食和工作机会都不够,犹太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出去找工作谋生。当时负责在隔离区发放通行证的日本军官姓高雅,绰号‘变态高雅。他又丑又矮,自封为‘犹太人隔离区的日本国王。他强迫犹太难民上交部分收入,这样才允许他们外出工作。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如果有申请通行证的犹太人碰巧长得很高大,那么高雅就会突然狂怒。他爬到桌子上,狠命抽这个犹太人耳光,并大喊:‘滚回去!我不会给你通行证!我那身高1.92米的继父就被他这样殴打过。如果拿到通行证外出的犹太人没有及时赶回隔离区,那么他就会被抓回去。我本人就被抓过一次,随后遭到毒打,我的眼睛差点失明。”

贝蒂·曼奇说:“当时日军还规定:隔离区内的犹太人必须把自家的窗户玻璃统统漆成黑色,或贴上黑色的纸,以免晚上有光透出来。如果哪一家胆敢不这么做,那么巡逻的日军就会冲进这户人家大骂,然后强迫他们把窗户弄黑。”

艾雯琳·鲁宾说:“我们很恨德国人和日本人。当有美国战斗机来上海时,我们这些犹太小孩总喜欢坐在屋顶上望着天空,看美国战斗机与日本战斗机缠斗。其实那是很危险的,空中弹片横飞,曾有一块弹片就落在我妹妹身旁。”

哈罗德·简克罗维奇回忆:“美军轰炸机群飞至上海上空,声音震耳欲聋。我至今记得炸弹落下时那种尖锐的呼啸声,美军摧毁了虹口的一座日军电台。后来我们听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最初我们并不开心,而是感到恐慌,因为害怕上海这座日本占领区的重要城市,也会像广岛那样被美国的原子弹轰炸。所幸的是,战争很快就结束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上海的犹太人陆续坐船离开,大都前往欧美国家定居。

哈罗德·简克罗维奇说:“后来我们得知了当初留在欧洲的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我们这才意识到,与欧洲的犹太人比起来,在上海度过战争岁月的我们,虽然一度处境艰难,但还是很幸运的。感谢上海,感谢中国人!”

编辑:姚志刚 ?winter-y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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