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在香港不可能成功

2019-10-18 04:10:30 环球时报 2019-10-18

本报赴香港特派记者 赵觉珵 白云怡

香港政治风波已持续4个多月。这场暴乱接下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将对香港政治和经济的长期发展构成哪些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时报》记者日前在香港专访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霍英东次子、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霍震寰。

环球时报:自《禁蒙面法》生效后,您怎么判断接下来香港局势走向?

霍震寰:《禁蒙面法》实施后,街头暴徒短期强烈反弹,暴力程度上升,这导致很多反对派也觉得过火了。比如13日发生激进示威者割警察颈部的事情,想来不可思议,到底有多大仇恨?所以,现在示威参与者已经减少。我相信慢慢有更多人会意识到香港和平理性的精神已经遭到破坏,愿意坐下来解决问题,进而使局面好转。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政府能在各方面加强行动,一是加强沟通,二是现在警察承受很大压力,政府可以协调更多部门配合支持警察的工作。

环球时报:您认为这场暴乱暴露出香港哪些长期和深层问题?

霍震寰:一是我们的教育有很严重的问题,导致有些年轻人竟然对国家怀有强烈的、不可思议的仇恨。当年英国政府一直在抑制港人对中国的了解,今天很多年轻人对中国仍然没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我上世纪70年代就去过内地,看到这些年国家翻天覆地的巨大发展,中国人的幸福感和几十年前完全不一样。当然中国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我很肯定这一代的中国人是最幸福的。与此同时,香港的传媒也有问题,有时候不负责任的言论自由导致不能全面反映事情真相,一些人盲目相信西方式民主是最好的方式。

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说,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和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之后,香港和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贫富差距加大,加上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年轻人在性格上也变得更加“自我”。一些年轻人觉得自己的未来没什么希望,香港经济发展得好也分不到什么,所以搞垮也就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他们愿意“揽炒”(同归于尽)的原因。现在很多工作没有年轻人愿意做,比如建筑工人、船工,待遇其实不错,但是比较辛苦。我想现在有些年轻人已经没有当年那种拼搏精神了。

环球时报:反对派和示威者声称走上街头是因为不满香港的民主水平。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说法?

霍震寰:我不相信西方式民主完全适合香港。香港的民主进程需要认清一个前提,即香港不是独立国家,而是中国的一个城市,我们选出的特首当然要得到国家认同,否则只能对香港不利。事实上,2014年我们曾有过一个非常适合香港的普选方案,但可惜由于泛民的反对流产了。

我认为在香港民主进程中,我们需要更好、更全面地认识“一国两制”。现在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对如何在“一国”下发挥作用却思考得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应该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承担起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香港不能成为外国渗透影响中国安全的“棋子”,尽管在当下暴乱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外国势力的影子,但我想说的是,“颜色革命”在香港、在中国一定没可能成功。

环球时报:如果社会继续动荡,会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商业大都市的地位造成什么影响?

霍震寰: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否则投资者会丧失信心,进而导致资金外流和人才流失。过去几十年,香港成功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可以吸引全世界各个行业的人才,我想如果动荡长期持续下去,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移民,届时香港还如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要知道,现在想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有很多,新加坡很愿意承担这个角色,伦敦也在争取。难道我们要自己把自己搞垮吗?

环球时报: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内地经济还很落后。40年间,上海、深圳等城市的GDP已经超过香港。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

霍震寰:上个世纪,香港GDP超过新加坡,但近些年的脚步放慢,不仅新加坡的经济追上了我们,隔壁的澳门也迅速发展。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把太多精力投在政党之争上,投在所谓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香港的土地问题并非大家不想解决,但涉及到填海就会有人用环保来反对,征地也会遇到各种困难。

相反,这些年我在内地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场景。我参观了北京新的大兴机场,这样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花了几年,在香港可能需要几十年。内地的魄力与精神是香港应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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